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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废弃社区|陈立雯:垃圾分类的最大痛点是政策导向与治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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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立雯      来源:沃启基金会       时间:2019年07月17日

导语


2019年6月,在垃圾分类经历了十多年的停滞不前、波澜不惊之后,政策空间突然打开,骤然成为全民关注甚至争议的公共议题。尤以上海为代表,立体动员,以强力全面推进,标志着中国的垃圾分类突破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零界点。一些相对成熟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地方试验模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线。


公益组织如何与政府沟通合作,强化自己的专业价值以把握政策空间?如何定位和区分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如何与政府合作进行多部门协调的顶层设计和体系化建设?如何进行有效的社区动员打通垃圾分类的前端?


为此,沃启基金会垃圾分类资助项目工作团队对陈立雯、郝利琼、张兰英等三位资深公益实践者进行了访谈,三位老师分别在乡村、城市、县三个层面的垃圾治理深耕探索,能为当前不同区域的落地实践提供经验。本文根据2019年6月对陈立雯的访谈编写而成,已经过受访者审阅。



关于作者




2009年初,陈立雯从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全职在环保公益组织工作。2009年到2015年8月,在北京地球村和北京市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工作期间,主攻环境健康和垃圾议题,走访全国30多个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调研和推动北京市的垃圾分类工作。2015年8月到2017年5月,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环境学研究生,研究环境问题,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子废物产生和处理历史状况。2017年5月回国后,开始到农村地区实践垃圾分类。先后在河北保定南峪村,河北沧州西蔡村,大邵寺村,和浙江省金华马宅村等多个村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2018年6月到12月初,在老家河北省献县西城乡继续垃圾分类实践。2018年12月开始,在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探索全乡区域实现垃圾分类治理的常态化持续运行的机制。


 

从这些年全国垃圾分类推动的情况来看,最大的痛点是政策导向问题。

十多年前,政府刚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垃圾分类只是挂在口边,大家在小区、市级或其他层面做很多试点。但是这些试点也仅仅是停留在从一个垃圾桶换成两个垃圾桶,真正能让垃圾分类运行的政策几乎处于空白,相关的管理或条例都是缺位的,如果有,也从未真正落实。所以,从政策上,这是一个最大的痛点。垃圾分类需要从混合垃圾管理的治理体系过渡到垃圾分类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导向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政策条件,另一个是现实的系统建立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是基本大纲,但如果基本大纲不谈在地的改变,大家就只会浮于表面。泛泛的宣传、拉横幅广告,将垃圾桶从一个变成两个,只做这两方面的改变是实现不了垃圾分类的。

更进一步,垃圾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缺失从根本上能实现垃圾分类的考核指标,所有的考核指标全是垃圾桶要摆多少、指示牌要怎样,没有实质性的约束,没有按照垃圾分类治理的根本思路去考核。如北京一天产生2.3万吨垃圾,其中的厨余占比、需分出来的比例、不能进混合垃圾处理设施的比例,这些基本的、有指向性的垃圾分类的目标或考核体系缺失,这是非常严重的症结。


从居民层面来看,过去一直在说国民素质怎样,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因为第一,垃圾桶、垃圾投放设施等等,所有东西都没有改变,只是竖了个牌子,将垃圾桶从一个变两个,你不分类投放就是你的问题。那都是不对的。垃圾分类是需要约束和管理的,在没有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宽泛的宣传教育,没有针对性的教育,垃圾分类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痛点,有症结,那就要破解症结,要从政策上做保障。2017年以后政策有了进步,正式从试点变到强制,但现在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这说明强制力度不够,标准不够清晰。所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引发了大量争论,而且争论的一些问题还不是真问题。我觉得上海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它的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它的问题恰恰是太孤单了。全国就上海在做这个事,应该其他地区也来做,和上海并肩作战。我觉得如果想破解症结,应该从以下核心点入手:


1. 中国的垃圾治理从政策上、从大纲上一定得做出革命性的改变,垃圾分类导向的管理体系,不能再沿袭现在这种混合垃圾焚烧为导向的政策和经济投入模式。


2. 从现实管理来讲,一定要做到可以追溯源头、可以约束,不能是像现在这样24小时都可以丢,分不分都一样的状态,一定要改成约束到户、约束每个垃圾投放者。



我们在农村推进垃圾分类的在地经验

和上海的思路一样,零废弃村落在农村也是通过定时定点来追溯源头,只是因为居住模式不同,定时定点的方式不同。中国农村的居住模式与欧美一样,可以每家每户一组桶,通过挨家挨户收运的方式追溯。我们在村里撤大桶前,一定要做一轮铺垫工作,同时会做好所有准备,把每家每户的桶写上名字,告诉大家使用小桶来投放,做好前期保障。不是不让大家丢垃圾,而是换一种方式,用分类的方式丢垃圾。城市肯定也有城市的办法,其难点在于如何将原来的24小时可以投放的系统转变成一个定时投放的系统。这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管理者做大量的前期铺垫。


根据我们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居民从态度和认识上可以分为三大类:10%左右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中间80%左右可能在不提醒、不管理的时候容易反复;还有5%左右属于怎样动员也不分。我们就主要针对中间的80%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就像所有的公共事务管理一样,考虑如何建立检查和纠错机制以保证长久的持续运行。


此外,在推动垃圾分类的行动规模上,一个村是没有办法实现垃圾分类治理体系规模化的。现在我们都不再通过一个村来推垃圾分类,因为这无法形成治理体系,永远只能停留在试点上。


截止2019年6月,东阳乡全乡12个行政村的垃圾分类全部开展起来,目前在探索全乡可持续管理机制建设。从最初的一个村到一个乡,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可复制性。我们正在考虑对我们的实践模式进行总结和提炼。作为公益组织,除了上述经验,抓住行政这条主线,和政府达成一致去协力推动,是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发现,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抓住行政这条主线

公益组织要有效推动垃圾分类,前提是行政这条线要动起来。我们的经验是,只有行政主导者有意愿,并且愿意采用我们提出的方案来协作和规划管理,才能出现有效的、快速的在地推动。

2018年以来,有越来愈多的地方政府邀请我们去指导、推动垃圾分类。我们的做法是,提前做一些调研,观察他们的情况,然后看他们会不会采用我们的方案,如果不采用,只是做宣传,我们就不会去做(当然,可以用培训授课的形式去为当地提供帮助)。我们一直用以下原则和政府沟通:


第一,在垃圾分类体系建设上达成一致;第二,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各自的角色。政府行政体系做主导,我们做辅助。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他们没经验,我们会不断做培训,发现问题、协助解决问题。社会组织一定不能做主导者,一旦成为主导者,将来他们不知道管理和操作这个体系,就坏事了。


垃圾分类需要建立体系,包括硬件和管理体系,像我们在东阳推动的管理体系,还包括通过考核以保证持续性,纯做宣讲是没有意义的。而公益组织是没有能力形成体系的,需要协助管理者形成体系,打通整个分类投放、分类收运的体系,并形成监管。



主要的问题和挑战

经过努力,我们在农村社区的垃圾分类推动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有了一定的经验,但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现实中最大的挑战是管理者的认识不够,以及管理者并不真正了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其实对垃圾分类的认识非常浅薄,甚至是0。要让一个垃圾分类认识上是0的人,学习怎么做垃圾分类管理,就需要进行很多培训,促成行为意识上的转变。


实际情况是,我们太着急了,包括上海的管理者也是。我非常赞同上海的做法,但问题是在于,能不能先提升管理者的垃圾分类意识,再进行体系的设计和建设,搞清楚如何实操,再进入执行层面?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了各地行政主导者的面前。


最后在战略层面,最为核心的是,中国的垃圾治理需要从政策上做出革命性的改变,由以混合垃圾焚烧为导向,转向以垃圾分类/减量为导向。




访谈人:汤婷、吴纯

访谈编辑:付涛

排版编辑:吴纯